【资料图】

天门山切壁直立，横亘于甘谷县城南，自古有冀城屏障之誉，说县城屏风更为恰切。堪舆以天门山为甘谷主山，主一邑文运昌盛，虽玄乎了点，但造化弄物，自有其道理所在，要不，何以以一山而承全县文脉，天嘉格局，果然妙不可言。甘谷有八景，首一景为“天门春晓”，可见天门山于甘谷地位之崇高。清巩建丰《伏羌县志》云：“天门春晓，邑南主山，三峰挺秀，若笔架然。春日芳草萋芊，山花绚烂，游人陟中峰，登眺览胜。”

天门山俗称笔架山，三峰并峙，一字排开，俨然笔架。中国多山，名山大川更是数不胜数，但紧贴县城，若城墙，“若笔架然”者，却寥寥无几。老天爷要偏袒一个地方，可谓用心良苦。天门山名天门，说高峻也高峻，但一定要在高峻二字上作文章，又未必见得。国内高度如此山者太多了，论高峻，天门山恐怕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。天门山鹤立鸡群，一枝独秀，就在于她的“文”，在于她的“笔架”。有人说甘谷文风昌盛，从古代的科举到今天的高考，学子踊跃，名士迭出，仿佛下饺子一样，话是夸张了一点，却也难掩实情。甘谷是教育大县，也是教育强县，大不大，强不强，当代教育还得用时间来检验，但明清科举的辉煌，翰林、进士、举人蟾宫折桂摩肩接踵，昔时风雅早已载诸志乘，传于后世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，已不需要时间来检验了。

说到文，自然想到儒；说到儒，自然想到孔子，想到洙泗，想到杏坛和杏林。“孔子游乎缁纬之林，休坐乎杏坛之上，弟子读书，孔子弦歌鼓琴。”（《南华经·杂篇·渔父》)，孔子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有七，天水有秦祖、壤驷赤，甘谷有石作蜀。夫子授徒，常设坛杏树之下，坐而论道，逮至今日，称教育为“杏坛”者，概源于此。便有人问：“天门山既然名笔架，以文取胜，可有杏树乎？”有，不仅有，而且十分茂盛。如果说文化是天门山的精神的话，杏树和漫山开放的杏花便是天门山的衣饰。天门春晓，晓于何，晓于天门，晓于杏花。甘谷人计春，不以渭河两岸依依杨柳计，而以天门山杏花怒放计。天门山杏花开了，甘谷人心目中真正的春天就到了。这种山和树、文和杏的同气相求，同声相应，使天门山有了一种莫名的神秘和神奇。树非人力而成，山非人力而起，笔架亦非人力杰构，大自然之妙，又岂人力能及。

天门山的杏树不是一株一株，而是一片一片，只有在天门山，你才能知道什么叫花裹山。杏花开时，天门山被如云如霞，如雾如烟的杏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，从远眺望，天门山俨然一朵盛开的莲花，山巅天齐宫，俨然莲蓬，那种神圣和高洁，真有种出尘入静之感。幽幽微微、散散淡淡、依依袅袅的馨香，不仅包围了人的口鼻，更包围了人的心灵和精神。没有冲天的香阵，却也足以濯洗人们的心灵。耳边，蜜蜂的嗡嘤之声直击耳鼓，如琴如瑟，似鸣似吟，有独唱，有合唱，最多的还是交响，那么悦耳，天籁很难听到，我想，所谓天籁不过如此罢了。置身音乐的韵流里，坐在花海的馥郁中，人不恍惚不由人，意不沉醉不由己。在拙作《杏园记》中，我以这样的语言结尾：“是夜，见一蜂飞鸣于花海中，蜂是我乎？我是蜂乎？吾不能辨，问庄子，子曰：‘尚记得蝴蝶之事乎？’吾大顿，笑而不敢答，醒，乃南柯一梦也。”镌刻作壁后，人皆赞收笔精妙，却不知对我来说这其实是真实感受。所谓花不醉人人自醉，醉到深时，物我两忘，天人合一。如此“沉醉不知归路”者，我不是第一个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
笔架、杏林、杏花，此中的联系是什么，一时难以言明，茫然四顾，里许之内，来星塔、魁星阁、以及涟漪轻涌的柳湖，鸿儒钟聚的学巷，腾蛟起凤的一中，真有种“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”之感。此时的天门山，既是真实的存在，又是精神的向心。文化是什么？文化就是天门，是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最高境界。没有文化，没有文化自信，一切都是无本之木，无源之水。话似乎说远了，但不可否认，天门山以文化自信给予甘谷的不仅是视觉的享受，更是灵魂的感召和精神的启迪。

天门山是什么，是一年四季绝佳的去处，是从山下能仰望，从山巅能远眺的理想的归途。在以山作架，以笔赋形，以杏花铺砌的胜境中，天门山将文化的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及和奇幻莫测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登临天门山，不仅仅是为了寻找什么，追寻什么，而是为了在现实和理想的交汇点上发现足以让灵魂慰藉，让精神超越的东西。这是山给予人的期望，是人之于山的感恩，是山和树、杏和文无言的感悟与相恤，让文化的根脉穿越千古，成为一场场漫天的杏花雨，淅淅沥沥，飘飘洒洒。

□牛 勃

（兰州日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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